人物简介

　　张学铭(1908-1983)，字西卿，辽宁海城人。张作霖次子、张学良胞弟。1928年，张学铭入日本步兵专职学校。1931年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后任天津市市长。任职期间曾两次粉碎了日本特务的便衣队骚乱，稳定了天津的局势。

　　之后，长期居住天津。建国后，任天津人民公园主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

天津故居

　　 睦南道50号

　　张学铭故居位于睦南道50号，英庭院式建筑风格，建于1925年。该楼为前后两幢，分为前楼、后楼，有过街楼相通。外墙为紫红色机砖，大筒瓦多坡顶。室内硬木双槽窗，菲律宾细木人字地板，细线圆光顶棚。大门朝东，门前有带玻璃钢网的扇形雨厦，十分独特。

　　一楼进门处有整容镜和整容台，有门厅、客厅和饭厅。上楼梯拐角处为小型乐池，打开一楼的各扇门，可成一个大舞厅。一楼主客厅有双柱英式壁炉，门厅凸出，坐北朝南，有四扇落地式玻璃门。形成直角的还有两扇，分布朝东、朝西。这里共有六扇门，有非常好的采光、通风效果。值得称奇的是，这六扇门均为带弹簧的提拉门，至今使用良好。

　　张学铭在1931年住在这里，前楼为客厅、饭厅和办公室；后楼为卧室、起居室和书房。现在为天津市房产总公司。

社会活动

   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铭和他留日同学、天津市保安队队长王一民一起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的活动情况。返津后，张学铭遵照张学良的指示，会同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提前实施冬防，加强戒备。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制造暴乱。他们收买了地痞流氓、社会流民2000多人组成了便衣队，由日本人出钱、发枪，并委任李际春、张璧、袁文会等人为军政头目。11月8日，这群民族败类由日租界的万国公寓、大同公寓出发，在日军掩护下，袭击国民党政府的公安局、市政府和省政府。早已潜入中国管辖区的便衣队则分别从南市、万德庄、南门外林场、广开及河北一带策应；日租界的日本警察、宪兵在日租界边沿向我方射击，为便衣队呐喊助威。当晚便衣队攻占了靠近日租界的南市警察署一区六所和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及河北电灯房。

　　张学铭事先已得知暴乱的消息，他指示以东北军改装的天津保安队进一步做好戒备，于11月9日凌晨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夺回被便衣队占领的地方。这帮乌合之众组成的所谓“第五纵队”（便衣队），狼狈逃回租界。

　　11月26日，日本人发动了第二次便衣队暴乱。当晚九时，在日军机关枪的掩护下，便衣队又从日租界海光寺附近袭击中国保安队，日军并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等处架设大炮，袭击国民党省、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等处，妄图配合便衣队，搞垮天津国民党政府。由于张学铭早已指示保安队做好布防，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训练有素的东北军把这群乌合之众打得丢盔弃甲，这次暴乱很快被击溃了。

社会活动

　　 人民公园

　　抗战期间，张学铭的大部分时间闲居于香港与欧洲，后曾移居南京。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他担任的主要是闲职。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学铭定居天津。1950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后来他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在这里他干了十年。十年间，他不辞辛苦，为人民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的动物和奇异的花卉。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奚落张学铭，说他从市长宝座跌入园丁泥坑。张学铭理直气壮地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园丁。”

　　1954年张学铭委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张学铭万分高兴，立即制成匾额，悬挂在公园正门上方。这四个黑底金字，笔势豪放，气贯长虹。这是毛主席亲笔为国内园林公园题写的唯一匾额。

社会活动

　　张学铭后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张学铭一座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和夫人朱洛筠全家迁往北京，住在东四八条其老岳父朱启铃的家里，受到保护。周总理和邓大姐曾亲自到家看望，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但因林彪一伙制造“东北军”案，张学铭含冤入狱，1973年才平反出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1983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